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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杨上柳下
编辑：莉莉丝
在古代封建社会尤其是乱世时期，手握重兵又野心勃勃的军队统帅“逆袭”上位的事例比比皆是，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赵匡胤了，身为五代后周禁军统领（殿前都点检）的他，在部将们的“集体劝进”下，直接在军营里“黄袍加身”，从而夺位称帝。
而在晚清时期，也有一位统帅获得了同样的机会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曾文正公曾国藩。
上图_ 曾国藩（1811年－1872年）
拥有种种有利因素，却最终没有选择“上位”
成功击败太平天国后，曾国藩也迎来了他人生中高光的时刻，此时的他由于赫赫战功在朝野有着极高的声望，其湘军的兵力也发展到了十余万之众。而原来被太平军控制的江南地区，也被其牢牢掌控其中。
在这种局面下，曾国藩的“老部下”们纷纷开始了“劝进”之举。比如左宗棠就奉上“鼎之轻重，似可问焉”这样的字条，其用意不言而喻；胡林翼则更是赤裸裸的直呼“东南半壁无主，我公其有意乎”。就连太平天国的降将忠王李秀成，都声称将召集太平军旧部拥戴曾国藩称帝。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是领衔数十员将领，一度夜闯曾国藩的大帐，试图重演一番晚清版的“黄袍加身”。
上图_ 李秀成（1823年——1864年8月7日）
然而对于这些“劝进”，曾国藩却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和制止。比如他就将左宗棠的对联中的“似”改成了“未”，表示自己并无“问鼎”的心思，而面对曾国荃等人的行为，曾国藩更是手书“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”的对联表明心志，以至于曾国荃只得带着部将们黯然退出。
看似具备一切“上位”条件的曾国藩，最终却并没有走上起事的道路，这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？
上图_ 曾国藩家书
首先，在于曾国藩是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出身，忠君报国的思想浓厚
出身于传统家庭的曾国藩，自幼饱读诗书，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和熏陶，后来其又一路沿着科举的道路步步前进，直到在殿试考取了三甲“同进士出身”并步入仕途，可以说曾国藩一直都是沿袭着一条 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传统读书人的道路。
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等人的家书中，例如“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，以爱民二字报吾亲”“吾辈所以忝窃虚名，为众所附者，全凭忠义二字。不忘君，谓之忠；不失信于友，谓之义”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，其中不难看出曾国藩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观念。
上图_ 左宗棠（1812年—1885年），字季高左宗棠（1812年—1885年），字季高
其次，曾国藩带出的很多“老部下”已经自成体系，且与其都或多或少存在矛盾
在晚清借助镇压太平天国不断崛起的清廷汉族大员中，曾国藩绝对是“祖师爷”一般的存在，即使像李鸿章、左宗棠这样的“大佬”，其实都是曾国藩一手培养提携起来的。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地位。
然而，随着战事的深入和发展，曾国藩一手培养的这些部将们，也都纷纷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存在，而且也和曾国藩一样，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。比如左宗棠虽然在湘军之列，但他统率的军队却自成体系，称为楚军；而李鸿章后来更是另起炉灶组建了淮军，人数更是发展至7万人以上，不仅在装备粮饷方面都超过了湘军，还拥有很多湘军不具备的近代科技人才。而清廷出于分化提防曾国藩的用心，也对李鸿章等人大力扶持。
上图_ 举着旗帜列队的湘军士兵 甘肃
可以说，曾国藩此时更像是一个汉族官僚阶层中的“盟主”角色，对手下的部将们缺乏足够的掌控力度。而且随着他的老部下们羽翼渐丰，逐渐和曾国藩矛盾迭起。比如在攻打太平天国首都天京（今江苏南京）的紧要关头，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竟然不经协商，直接截留了朝廷拨付曾国藩的巨额军饷，根本没给“老领导”一点面子；而李鸿章随着淮军势力的逐渐增强，也与曾国藩渐行渐远；就连左宗棠后来也与曾国藩逐渐交恶，两人还为天京城破后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的下落大打笔墨官司。
可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所谓的“部将拥戴”其实根本就靠不住，甚至可以说，更像是这些老部下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，而把曾国藩推到前沿。遥想东汉末年，孙权也曾积极“劝进”曹操称帝，而曹操则看穿了孙权的心思，笑道“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耶”。也许曾国藩面对这些“劝进”，内心的想法应该也和曹孟德如出一辙吧！
上图_ 战斗中的太平军
再次，曾国藩多次险些丧命，再加上清廷的猜忌，一直处于“诚惶诚恐”的状态，实在是无心“上位”
曾国藩对于清廷来说确实有“再造”之功，但其实与太平军交战却赢得并不轻松，太平军不仅兵力雄厚，更不缺乏石达开、陈玉成、李秀成等等智勇双全的名将统帅，曾国藩不仅两个弟弟曾国葆、曾国华都战死沙场，自己都先后有数次差点命丧黄泉，甚至不止一次试图自尽。而清廷对其的猜忌、防范，也自始至终在折磨着这位看似风光无限的统帅.
曾国藩在家书中“权太重，位太高，虚望太隆，悚惶之至”“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，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”等这样的描述屡屡出现，其中不难发现其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，而且身体也是大不如前。可以说，在这样的种种重压和处境下，曾国藩可以说是心力交瘁、沮丧难行，他最后主动解散湘军，与其说是为了取消清廷的猜忌，更不如说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，在这样的心境下，曾国藩又有什么心思再去谋划上位呢？
上图_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海上战斗场景
最后，在于清朝当时还具备着相当的实力，并非病入膏肓
清廷虽然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逐步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，但当时还远没有到灭亡的地步。实际上，同治帝上台后，清廷不仅连续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，还由于“洋务运动”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实力，以至于出现了“同光中兴”的局面（当然，这种所谓的“中兴”更像是回光返照）。
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后期，清廷都是“坐山观虎斗”，让湘军淮军等汉族团练武装在南方和太平军互相血战消耗，自身则在北方保存了相当的军事实力，尤其是骑兵力量。因此在当时，满清朝廷方面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，而曾国藩等地方大员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实力差距。
上图_ 晚清湘军
就这样在种种因素的交织下，曾国藩最终并没有选择起事反清，而是继续作为清廷的忠臣而存在，并且通过裁撤湘军、主动放权等一系列“操作”激流勇退，也实现了自我保全。曾国藩逝世后，清廷追赠其为太傅，谥号“文正”，并下令各省建立专祠纪念。
不仅如此，其家族成员也在清廷颇为重用，其弟曾国荃后官至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，并加太子太保；其子曾纪泽则官至吏部左侍郎，并曾以出使俄国大使的身份，与沙俄方面斗智斗勇，成功收回了新疆伊犁等地的主权，赢得了晚清时期难得的外交胜利。
参考资料：《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》 张宏杰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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