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资股市卫立煌意外被列为战犯，蒋介石一度信以为真，多年后才发现竟然上了别人的当！

1948年深冬的沈阳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火车站外人群匆匆，远处的军车卷着雪泥驶过，站台上有人小声嘀咕一句：“新来的卫总司令，怕是不好干啊。”那时的东北战局已经摇摇欲坠，很多人心里都明白，这一仗怎么打，关系到整场内战的走向，只是没人想到，卫立煌在这盘棋里，会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留下名字。

说来有些吊诡，他早年并非“问题人物”。卫立煌1897年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农家，从小家境一般，却读过私塾，也当过教员。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让不少年轻人一头扎进乱世，他也在北洋军和地方军阀部队里摸爬滚打。到了1920年代，他已经从一名普通军官，逐渐混成了颇有战功的旅长、师长，这才有了后来和蒋介石之间那段既合作又防备的微妙关系。

1926年北伐军兴起，蒋介石需要能打硬仗的将领，卫立煌的机会来了。此后几年，他在北伐、讨伐军阀的战事中屡立战功，表现得既敢打又稳重。蒋介石看在眼里，用在手上，却始终有点“用而不信”。原因很简单，卫立煌并不算嫡系，出身杂牌部队，又与桂系、晋系人物都有交往，在那个讲“派系”的年代，这种履历注定不会得到完全信任。

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，卫立煌已经是国民党军队中颇有名望的将领。他当时担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，在忻口会战中扛起了正面防线的重担。那一年的山西战场，日军装甲部队压境，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，战况极其惨烈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在正面血战的同时，八路军在敌后活动频繁，对日军交通线、补给线展开袭扰，这种前后夹击的局面，让卫立煌对“合作抗日”有了新的感觉。

忻口会战之后，他赴延安访问，这是他人生轨迹里的一个拐点。那一次，朱德陪他参观抗日军政大学，路上的交谈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军队的面貌；到了晚上，周恩来和他长谈，话题绕不开一句大实话：“中国这么大，单靠一方势力，是打不赢日本的。”这种直截了当的判断，配合眼前艰难的战局，多少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记。

后来他担任第一战区司令，战区内既有国民党军，又有八路军活动。卫立煌的处事方式，渐渐表现出一种“能通融就通融”的态度。有记载说，当时他在物资分配上，对八路军并不苛刻，甚至暗中给予方便。蒋介石的情报系统并不迟钝，这些情况陆续传到重庆和南京。蒋的态度很有代表性：明面上不发作，背后却把卫立煌悄悄调离关键地区，先是远离中原，再被派往滇西，这种看似“升迁”的安排，实则就是磨掉他的锋芒。

抗战胜利之后，国内政治格局迅速重排。国共和谈无果，内战阴云越来越浓。很多军政人物心里其实明白，继续打下去，对谁都不是好事。不过，大势既成，个人的处境就变得微妙。卫立煌此时的名义地位并不低，但真正掌控的兵权有限，又不属于任何一支稳固的派系，这种“四不靠”的状态，既让他少了几分主动权，又给了他一些观察局势的空间。

1948年1月，东北问题摆到了蒋介石案头。辽沈战役前夕，国民党在东北的形势节节倒退，沈阳、长春、锦州三地看似还能撑一撑，实则外线被切，内线不稳。蒋介石急需一位既有名望、又肯替自己背锅的人，于是，卫立煌的名字再次被提起。1月17日，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他为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，不到一周，他便抵达沈阳就职。

从时间点看，这个任命极其微妙。东北已经失去战略主动权，补给线长而脆弱，军队士气低落，常规意义上的“扭转战局”几乎没有可能。很多人事后回看，都觉得愿意接下这份差事的，将领并不多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有观点认为，卫立煌在赴任之前，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盘算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动身前就通过友人向中共方面传话，表达了“不愿打内战，能拖则拖”的态度。这句话当然不会出现在正式公文里，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，却是一种很明确的信号。到了沈阳之后，他的种种举动，也确实围绕着一个“拖”字展开：拖决战时间，拖部队行动，拖整个东北战局的崩溃节奏。

一、东北战局中的“拖”与“等”

卫立煌抵达沈阳后，首先面对的是三方压力。上面有蒋介石的电令，前线有解放军节节逼近，周围还有地方势力、特务机关的眼线。他的公开说法是“待机而动”，实际操作则是“慎之又慎”。军令会开，但命令不轻易下；部队调动要写成公文，但执行时间一拖再拖。

当时蒋介石非常看重锦州，电报中不断强调“锦州若失，东北必不可守”。从军事地理角度看，这话并非空穴来风。锦州位于关内关外咽喉位置，一旦失守，东北国民党军撤往关内的陆上通道基本被切断。不过，卫立煌全面考虑战力、补给和士气之后，判断主动出击救锦州，很可能演变为一路被围歼的惨局。

他在回电中，反复以“兵力不足”“空地配合欠佳”“行动恐遭包围”为由，婉拒蒋介石要求的大规模驰援计划。表面看是谨慎指挥，实质上是一种消极抵制。他非常清楚，一旦把兵力投入锦州方向，既吃不下对方，又退不回来，只能在辽西平原留下成片白骨。对他这种在抗战中见过大场面的将领来说，这样的“送死式救援”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
有意思的是，卫立煌并不是完全不动。他在东北采取的，是一种既不全线撤退、又不全线决战的折中打法：以防守为主，屯兵要地，尽量避免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。这种战法在战术层面固然保守，在战略层面却等于是变相“放弃东北主动权”。战线逐步收缩，城市一座座失守，局势虽然每况愈下，却始终没有出现那种“以死相搏”的大战。

蒋介石在南京，看着一个个失地的电报，怒火自然越烧越高。1948年10月中旬，锦州失守，辽西战局迅速恶化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亲自飞赴沈阳。会面场合上，气氛紧张，据后来一些回忆材料提及，蒋介石当众训斥卫立煌，说他“通共误国”。卫立煌并没有与之争辩，神情冷静，话不多，只是按照命令离职，准备飞往南京听候“处置”。

从军事角度看，这一幕意味着东北战局基本宣告失败。从个人命运看，这却是卫立煌转身离开国民党最高军事体系的起点。蒋介石一腔怒气，很自然地把东北的失败账算在他头上，并且在心里给他定了“有问题”的印象。对卫立煌来说，与其回南京面对一轮又一轮的清算和审讯，不如趁局势尚未完全封死，给自己找一条出路。

二、“战犯”名单里的隐藏用意

1948年11月，卫立煌从沈阳飞抵上海，本该按照命令赴南京述职。他却突然以“胆结石发作，需要手术”为由，住进了上海的私立医院。这一步走得相当讲究。医院是公众场所，上海又是国际化大都市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在那里既方便联络，又便于掩护。外界只知道“卫总司令病了”，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打算。

不久之后，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，他秘密登上英国籍邮轮，从上海离开前往香港。时间点是在1948年12月之前，此时国内战局已从全面对峙转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阶段。卫立煌离开大陆，这一步既是对自身处境的判断，也是对国民党前途的判断。可以说，他用行动表明了一件事：不愿意在内战的最后阶段，继续陪着一条摇摇欲坠的大船一起沉下去。

蒋介石得知卫立煌“失踪”后，非常震怒。下令追查，甚至放出“抓回来法办”的狠话。但香港已经不在国民党直接掌控范围之内，再加上中共地下党多方周旋，要想把人强行带回台湾，难度极大。卫立煌暂时脱离了蒋系控制，却也进入了一种“悬空”的状态：身在香港，既没有公开投向哪一方，也没有立即表露政治立场。

就在这种微妙的局面下，1948年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公布了44名头等战犯名单，卫立煌赫然在列，排在第13位。这份名单在当时影响很大，被视为中共对未来清算对象的公开宣示。蒋介石看到卫立煌的名字出现在“头号战犯”中，心里那点“他是不是通共”的疑虑，瞬间被“证实”——既然共产党也把他列为战犯，那就说明此人“两边不讨好”，蒋一时间反倒觉得自己当初的猜疑是“有道理的”。

然而，这份名单的真实用意，远不止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。根据后来公开的部分文献资料，这个名单在拟定时，确实经历过细致权衡。有的名字是铁定要清算的战犯，有的则包含一定策略性。卫立煌这一类人物，既有抗战功劳，又在内战后期表现出消极抵抗的倾向，他的未来走向并没有完全定死。

把他列入战犯名单，一方面可以在当时的形势下避免引起蒋介石进一步怀疑——“连共产党都说他是战犯”，蒋自然不会把他看成“潜在盟友”；另一方面，一旦形势有变，这个“战犯”身份也能够通过政策调整来解套，为他日后回归大陆提供合法的解释空间。这种安排，带有很强的政治智慧和长远考量。

从卫立煌的角度看，他此后在香港的七年生活，并不算风光。他既不是公开反共的政治人物，也不是高调“投靠”一方的代表。他一方面要应付来自台湾方面的监视，一方面又要耐心等待大陆局势与政策进一步稳定。不得不说，这种长期的“等待姿态”，既需要判断，也需要定力。

有一次，身边友人问起他当年的东北经历，言语间颇有不解：“那时如果真拼一把，说不定名声会不一样。”据一些回忆文字记录，卫立煌只淡淡回了一句：“拼完了，尸体多几倍，结局能好到哪里去？”这句话多少点出他内心的权衡：他并非完全基于个人安危做决定，更在意的是，不愿意让更多士兵去做无意义的牺牲。

1955年初，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。新中国已经成立五年，全国多数地区完成了基本的社会变革，政治环境和法律框架也逐步严明。此时的卫立煌，已经年过五旬，漂泊香港多年，家庭生活、个人前途都需要一个明确的落脚点。他通过香港《大公报》的记者传递信息，表达了回到大陆的愿望。这一步并不轻松，因为一旦公开表态，就意味着彻底与台湾当局决裂。

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一信息后，并没有急于回应，而是经过一番研究才给出答复。态度明确：欢迎他回归，但同时要按统一的政策进行处理。1955年3月15日，卫立煌携家人从香港经澳门，乘“秋瑾号”客轮抵达广州。这一日，他离开祖国北方战场已经多年，再踏上大陆土地，身份完全不同于当年的东北“剿总”。

消息传到台湾，蒋介石大为震惊。他原本深信“卫立煌被共产党当战犯”，如今却看到昔日部下堂而皇之回到大陆，心中那种被“耍弄”的感觉，可想而知。据后来的相关回忆，蒋介石在听到消息后沉默良久，随即大骂一句“老狐狸”，又忍不住把茶杯摔在地上。情绪之复杂，不难想象。

三、从“嫌疑人”到“建设者”

回到大陆之后，卫立煌并没有被当作普通归国人士来看待。他被安排担任全国政协常委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，这样的职位既体现尊重，也符合他过往的军事资历。很多人关心的是，当年东北那段经历，会不会成为他仕途中绕不开的“问号”。

从公开资料看，对卫立煌的历史评价，既没有简单涂黑，也没有过度拔高。抗战时期，他在正面战场确实顶住过压力，也在与八路军的合作中表现出一定的开明态度；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在东北的“拖字诀”，在客观上减轻了内战烈度，却也属于旧政权系统的一部分。如何看待这样的复杂人物，考验着新政权的历史观和尺度。

有意思的是，卫立煌回大陆后，曾专程赴东北考察。当他来到当年的锦州战场，登上城墙，面对空旷的原野，据传说有一句颇为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幸亏当年没让士兵白白送死。”这句话听上去平淡，却隐含着对战争得失的冷静判断。对他来说，东北那段经历早已过去，但那些未曾发生的“注定要败的硬仗”，依然是心头的一块阴影。

从蒋介石的立场看，卫立煌是个“看不透的人”。抗战时期能打，内战时期却不肯赌命；表面上服从指挥，内心却藏着保留意见。蒋晚年在台湾，偶尔提到他时，会骂一句“老狐狸”，骂声里却带着无奈。究竟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，卫立煌不再是“自己人”，蒋介石恐怕也说不上来。

很多事后评论喜欢把他描绘成早早埋下的“卧底”，这种说法颇有戏剧性，却未必符合真实历史。更多迹象表明，他更像一位在大时代夹缝中做出选择的职业军人。抗战时期，他不愿意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走极端；内战时期，他对“同室操戈”本能排斥；东北就任“剿总”时，他既清楚形势不可逆转，又不想成为压垮几十万士兵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于是选择在军令与良知之间，尽量拖延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。

从结果看，他的这一系列选择，把自己一步步推离了蒋介石阵营，最终走向了另一条道路。蒋介石原本以为，中共那份战犯名单证明了自己的判断，谁知多年后才发现，自己从头到尾只是被牵着情绪走。这种被历史“反证”的感觉，对一位自诩善于用人、善于布局的政治家来说，无疑是一种刺痛。

卫立煌这段经历，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：那顶“战犯”的帽子，表面看是污点，实则在关键时刻反而成为保护色。它让蒋介石放松了戒心，不再把他当作潜在“通共者”，也为他在战后回到大陆留下了缓冲地带。表面上的“被定罪”，背后藏着一层深意，这一点，直到多年以后，当事人才逐渐看明白。

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些，可以看到一个更完整的轨迹：从1920年代的军旅生涯，到1930年代在抗日前线摸爬滚打；从延安一行留下的印象，到抗战末期对国共关系的微妙看法；从1948年接下东北“剿总”这个几乎无解的职务，到暗中选择“拖而不拼”的方式；从香港七年的沉寂等待，到1955年再次踏上大陆土地，重新被纳入新中国的政治结构。这一连串节点串起来，就不难理解，为何蒋介石会有“被骗多年”的愤懑。

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所谓“骗”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蒋介石自身判断方式的反噬。他更信任线报、名单和表面上的忠诚，习惯用“自己的人”和“敌对的人”把世界划分得很清楚，却忽略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，有些人既不愿继续为旧体制卖命，也未必一开始就准备好投向新的阵营。卫立煌恰恰就站在这条灰色地带里，试图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，为自己和手下找一条相对不那么血腥的路。

卫立煌后半生在大陆过得相对平稳，参与了一些国防咨询和政协工作，也留下若干回忆性的谈话材料。无论赞同还是质疑，他这一生都绕不开一个词——选择。抗日时选择正面硬扛，内战时选择不再拼命，东北时期选择“拖”，香港时期选择等候，1955年选择回归。这些选择有功利考量，也有个人价值判断在其中，很难用简单的“忠”与“奸”来概括。

有时会有人问：他在1948年接下东北“剿总”任命时，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“骗”蒋介石？从手头可查的史料看，很难找到某一封信、某一句话，能作为铁证。更贴近事实的推断是，他当时已清楚东北战局难以逆转，更明白继续血战只会增加伤亡。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，他一步步把战事往“收场”方向引，而不是往“破釜沉舟”方向推。

历史往往如此，参与者不一定能看透所有棋局，但总会在关键节点显出性格与判断。卫立煌这一局，表面看是“战犯名单”和“被欺骗”，深挖下去，其实折射出的是，在剧烈变动的年代，一个职业军人如何在权力、良知、前途这三者之间寻找平衡。蒋介石多年后怒骂“老狐狸”，既是对卫立煌的情绪宣泄配资股市，也是不愿面对自己看走眼的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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